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以文心雕龙黄帝内经为(13)

与汉代人们主要以人的道德品行评论其诗文相比，魏晋以后人们比较普遍以人的个性评论其诗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曹丕为代表的以气论文。刘勰比较全面系统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论文的做法，在更注重个人特质之于文的意义的同时，也沿袭了汉代人们以德论文的做法。他专辟《程器》篇，使用王充的“文德”概念，集中论述了人的品行之于文学的意义。他首先论证说“《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然后，他罗列了历史上包括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陆机等在内的16个“文士之疵”，并通过把文士与武士比较，指出包括诗文在内的人外在的“文”与包括其道德在内的内在的“质”并非“彬彬”，“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最后，他倡导文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以“有懿文德”。很显然，在刘勰看来，文与人的品德是统一的。良好的道德品行是文人的追求。中国传统中医也倡导人品德的修养之于生命的意义。《素问·气交变大论》里有“德化者气之祥”之论。

刘勰关于人的起源、生理、性格、个性、品德等方面与文学同源同构、相互对应、相互关联、实为一体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以病论文的理论基础。它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中医之间关联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文即人。这种认知是一种同源同构、共为一体的本质认同，而非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换言之，文学作品是它的作者——准确地说是作者外在的形貌之一，而非像它的作者。由于人乃形神统一，其外在表现是形与神俱，所以，人与文的关系其实就是形神关系。这意味着文学作品与作者实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二者不仅是相互对应的，而且各自互以对方为其存在的价值。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刘勰告诫作者首先要做人，也即修身，然后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历来把作者本人坎坷的命运视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因，也表明了这一点。如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等。刘勰亦如此。他在《才略》篇明确提出并论证了“蚌病成珠”说，指出：“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敬通”是后汉作家冯衍的字，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多次评论他的文学创作，把他视作后汉代表性作家之一。此处，刘勰把冯衍“雅好辞说”的原因归于他一生坎坷、困穷不得志的命运，认为正是他的不幸造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就。“蚌病成珠”出自《淮南子·说林训》，其云：“明月之珠，蚘之病而我之利。”“蚘”即“蚌”也。

事实上，治心是刘勰文学批评里的一个重要思想。他在《神思》篇明确提出作者要“秉心养术”。“心”是《文心雕龙》里普遍存在的一个语词。刘勰感慨道：“心哉美矣。”(《序志》)很多时候，他所说的“心”指代的就是人。如他在《原道》篇明确指出：人是“有心之器”“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所以，刘勰常常从正反两方面反复告诫作者，“心定而后结音”，“心术既形，英华乃赡”(《情采》)，“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论说》)。若“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则“采滥辞诡”“心理愈翳””(《情采》)。

刘勰之后，文即人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唐代裴度比较早把文与人对举论述，指出：“文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砾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发易冠带也。”(《寄李翱书》)王安石提出了“读其文，其人可知”(《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论点。以人论文现象在清代很普遍。例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里辟有专论“文德”，并在进一步论述文“气”与文“德”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心气”说。龚自珍、何绍基分别有“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68)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载《龚自珍全集》第三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页。“人与文一，是为人成，是为诗文之家成”(69)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之论。刘熙载更是明确断言：“诗品出于人品。”(70)刘熙载：《艺概》，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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